新加坡聯合早報網9月30日文章,原題:重建中國的道德原點最近,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,面對當代中國的社會誠信與道德倫理危機,需要借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力量。對此我深表贊同,但是一個大而化之的方向,卻未必能解決當務之急,並且還可能重犯過去泛道德化並設定過高道德標準的舊疾。
  外人可能很難想象中國的教育對德育有多重視。從我數十年前在中國受小學教育之始,就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道德灌輸,從所謂爭當三好學生、提倡五講、四美、三熱愛,還有無數道德楷模供孩子模仿。這些英雄包括拿身體堵槍眼的黃繼光、捨身炸碉堡的董存瑞、寧被燒死也不吭一聲的邱少雲、將鬼子引入埋伏圈而犧牲的王二小、救火而死的賴寧等。
  這種道德教育不僅持續到博士教育階段,除外籍學生,一般都要修一門思想課來強化社會主義道德觀。甚至在工作後,思想教育依然有可能是每月甚至每周的例常科目。顯然的問題就就是,如此多的思想教育與精神榜樣,為什麼卻產生了一個相互投毒、人人自危的道德危機的時代呢?
  在我看來,與1949年前的傳統中國社會相比,當今中國不僅僅失掉儒家的基本價值觀,比如習先生愛讀的《論語》中“不義而富且貴,於我如浮雲”這種君子愛財,取之有道的精神;入孝出弟,謹信泛愛的倫理道德;以及風乎舞雩,詠而歸的境界追求。這些都隨著數次浩劫,在社會上幾乎蕩然無存。
  在改革開放以前,宗教對於人心的約束與教化作用也受到了壓抑。也許在唯物主義者看來,宗教是一種蒙昧而落後的精神形式,但它確實因為其相對有形的“精神懲戒”功能,而可以讓人“有所不為”。華人古語有雲“舉頭三尺有神明”、“不是不報、時辰未到”,更不用提各種宗教所具有的揚善的一面了。而不再“迷信”的人,因為少了這些民間宗教的朴素信仰與道德價值觀,也就因此又少了一道精神上的堤壩,成為了無所不為、無所不用其極、不擇手段的冷酷實用主義者。
  我對自已孩子的道德要求很簡單,就是她可以不幫別人,但“絕對不許害別人”,這是底線;行有餘,則“盡可能”力所能及地幫助他人。而做一個誠信守諾的人,即使可能會在小事上吃虧,我相信也會讓她終身受益。這些小小的自我努力,我覺得也有助於理解中國人重建道德的原點。  (原標題:新加坡學者:傳統文化有助於建設中國道德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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